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的，“师曾参之孝”全为我那90多岁的爷爷。我爷爷兄弟俩全是戊戌变法由秀才举人摇身一变进京师大学堂的，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仕学馆、爷爷毕业于文科中国文学门。他教导我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勇敢诚实、科学民主、济世救民……就是面临失业找工作也比别的学校容易。在爷爷高瞻远瞩的监督下，在填写志愿时我写上一句“服从北大分配”。其实当时我真想报考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生一样，幻想当个巴顿、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师长。为能和爷爷历数的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诸兄弟攀上校友，我咬着牙进了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的战地记者闯进我的生活。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欧，与海明威并肩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巴顿将军……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响地雷，还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把卡帕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约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日记本上：“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无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沈的爸爸沈定一是新华社总编，说新华社极缺我这样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言外之意是我的北大背景。
新华社摄影部一大帮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挂上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途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好在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10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东语系毕业）、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摄影者我则毕业于国际政治系。
1990年我在藏北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海拔5000一6860米。持续半年的高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为止痛我不时把脸贴到冰凉的相机上，莱卡的冷钢激起我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七七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为分散我高山反应的痛苦，他鼓励我裹着睡袋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划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作者简介 唐师曾，1961年1月生，江苏无锡人。1979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至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7年获硕士学位，至新华社摄影部工作至今，曾多次受到嘉奖。现为新华社主任记者。
唐师曾因患白血病正住院治疗，我们忠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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